【研究成果】十九世紀西方知識人筆下的平埔族人

文/張玫

若閱讀十九世紀來臺的西方知識人之遊記與紀行，如必麒麟（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）、馬雅各（Dr. James Laidlaw Maxwell）、甘為霖（William Campbell）、杜嘉得（Carstairs Douglas）與李庥牧師（Rev. Hugh Ritchie）等商人、宣教士或旅客，則可發現一項相對一致的現象：相較於漢人社會，原住民族群對外國人的態度普遍較為友善，甚至多在旅途中擔任嚮導。除非外國人因不熟悉地方習俗而觸犯與生命或祭儀相關的禁忌，否則衝突並不常見。此一現象在不同文本中反覆出現——這究竟是為什麼呢？其成因值得於此進一步討論。

1865年十一月，馬雅各與必麒麟結伴前往崗仔林一帶進行宣教活動。必麒麟在其著作中（《歷險福爾摩沙：回憶在滿大人、海賊與「獵頭番」間的激盪歲月》，2010），記錄了一段當地居民對他們的回應。他提到，曾有老太太對他們表示：「白種人才是我們的親戚。你們不屬於那些邪惡、剃頭留長辮的漢人⋯⋯。」並進一步指出，正是由於荷蘭人，以及早期曾在此地區活動的宣教士之故，他們因此受到「最高的尊重，和最親切的款待」。

圖一、崗仔林禮拜堂（今岡林教會）/自攝

圖二、左鎮地貌，那個年代地勢未知且險惡，因此宣教士多會聘請在地嚮導陪同/自攝

相對地，漢人在西方知識人的書寫中，經常被描繪為「狡詐」的形象。這類描述雖帶有書寫者的主觀立場與時代偏見，但亦反映平埔族長期面臨土地侵占與資源剝奪的歷史經驗。平埔族人亦曾直接向傳教士表達相關不滿。例如，李庥牧師寄給馬逖森的信中提到，「以前這裡比較狡點的中國人（Chinese）鄰居全面掌控戲曲及節慶」，且即便在信件撰寫當下，仍有許多番（Hoan）對此感到憤憤不平。為進行祭祀活動，漢人「併吞他們土地生產的作物，要求他們的豬羊作祭品」，進一步加深了族群間的衝突。

由於漢人與平埔族之間長期存在土地所有權與資源分配上的爭議，雙方關係始終處於緊張狀態。相較之下，短期停留、與地方社群無直接土地利益衝突，且能提供醫療服務與新知識的西方傳教士，較容易獲得平埔族的接受。在此歷史背景下，基督信仰對平埔族而言，並非單純的宗教輸入，而是一種與醫療實踐、社會互動及權力關係重新調整密切相關的歷史現象。也因此，西方人在平埔族社群中的宣教工作，往往得以較為順利地展開，而醫療傳道則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。